曹先生的任务
　　
　　曹先生是1984级金融专业的大学生,货真价实的“天之骄子”｡当年他上大学,书本和住宿都不收费,每月享受着学校20多元的伙食补助,村里镇里也都补贴了些钱｡毕业时国家分配了工作,那时他的月收入是76元｡
　　工作以后,他凭借出色的工作业绩陆续争取到公费读研､读博､读博士后的机会,不仅没交过学费,求学期间还一直享受着国家补助｡博士后出站时,他要找的已经不是工作,而是事业了,“什么叫知识改变命运,我就是一个例证”｡
　　今年,他的两个孩子都参加了高考｡他们从上幼儿园起就交了一路学费｡前两年来北京读书,为了能上到好的高中,择校费就每人至少10万元｡他们每个周末都是在名目繁多的竞赛班里度过的,曹先生则是在加班中度过,因为每个月单是应付竞赛班这笔开支,他就要准备上千元｡
　　现在曹先生的任务还远远没有终结,孩子上大学的花销更愁人｡一想到重任在肩,他不得不立刻“生活积极起来”｡
　　投入后没有看到产出,曹先生揶揄这是自己这个搞经济的人最不入账的一笔投资｡
　　事实上,他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”｡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:四成的被调查者认为“与所受到的教育质量相比,当前的教育花费是不值得的”｡认为教育花费物有所值者比例仅有16,并且学历水平越高的群体中,持“不值得”观念者比例更高｡
　　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这个调查结果来自于2007年度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调查,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,针对北京､上海､广州､福建､辽宁､四川共3355名16~60岁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访问,其中城市居民l560人､小城镇居民924人､农村居民871人｡
　　
　　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
　　
　　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介绍说｡从分析受教育者对教育的投入来说,主要包括教育投入的绝对值(具体学费数额)以及相对值(学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)｡“从绝对值上看｡我国的学费肯定没有美国､日本高,但从相对值上看我国的学费是全世界最高的｡”
　　2006年,“零点咨询”发布的《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》就显示: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｡教育年花费达到家庭年收入的近三分之一(32.6),而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该比例也分别为25.9和23.3｡
　　今年3月正式获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中,中央财政用于教育的投入高达1561.76亿元,比去年增加45.1,位居各项民生投入增幅之首｡尽管如此,1993年颁布的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所亮出的教育标杆——实现财政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,至今仍未实现｡“国家投入低,自然导致受教育者分担的教育成本高｡”熊丙奇说｡
　　上个世纪末,“教育改变命运”还是一句流行的口号,如今似乎已不那么贴切｡在一个“学习型社会”里,整个社会教育的起点提高了,受教育已经不是提高个人档次的要求,而是维持发展所必需的最基本手段｡
　　
　　考研就像新知青下乡
　　
　　余智星家在福建农村,妈妈靠采菜叶和养猪挣些日常开支,爸爸则靠做零工养家,算上竹笋和山上毛竹的收入,每个月能有1000多元的家庭收入｡
　　一起读书的发小大多念到初中就出去打工了,余智星一心想读书,补习了一年考入北京一所提前招生的高等院校｡
　　这所大学的学费相对低些(一年学费4200元),选个住宿条件差些的宿舍楼,一年费用900元,再把每个月的生活费控制在500元以内,即便这样,上大学的费用也用尽余智星家里的全部收入,大学第一学期的费用全靠各家亲戚东凑西借｡
　　“家里人还是很支持我上学的,把全家的收入和借来的债赌我读大学后能有一个好工作,一个有前途的未来｡”
　　终于快撑到毕业了｡余智星反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｡考大学时只觉得招生名额少,要找工作了才发觉大学毕业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｡他上学的动力日渐消弭,现在连英语四级都没考过｡
　　“人人都说大学学历是块敲门砖,可这块砖的价值都高过这门了,我想要是拿上大学这几年花销的几万元钱去谋求一个好点的职位,说不定会更有盼头｡”余智星感叹｡
　　再看看以前那些小学同学,现在日子过得倒挺滋润｡特别刺激余智星的是一个跑去浙江开超市的同学,现在资产少说也有40万元了｡如今,余智星回到村里一般也只在家呆着,出门见着熟人就觉得尴尬｡
　　就在余智星辨析不清“读和不读大学有什么区别”的时候,电影理论专业博士毕业的姜同学也陷入了苦恼中｡为了念博士,她每年还要自费两万多元｡毕业后,不仅找不到对口专业投简历,就是自降标准都面试无门,这比本科毕业时还更让人沮丧｡“老师说考研就像新知青下乡,把今天的矛盾转移到明天解决,我这‘新知青’可算当了个彻底｡”
　　熊丙奇认为,对于教育产出(教育回报)的分析,一般应有两个层次,一是接受教育之后获得更好的工作,由此提高生活质量;二是个人素质层次,即接受教育之后完善人格｡
　　“现在更多看重第一层次,因为就业情况越来越难｡尤其是在高学历就业前景十分不乐观的情况下,受教育者觉得接受教育没有回报,也是十分正常的｡”
　　
　　教育是个消费市场
　　
　　不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劳凯声看过“零点咨询”调查结果的报道后,比较怀疑这个结果的可信度｡
　　他的结论是:“现在教育的供求关系完全不像调查结果这样,如果相当多的人认为教育投资不划算,教育热就不会持续这么多年｡我估计教育热还会持续若干年,长远看,当你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后,改变命运才有基础｡”
　　他认为“如果大家觉得教育投资贬值,这应该跟教育机构没有适应人才市场化有关系,要按照市场的需求而非个人偏好调整教育方向,一味培养高学历,会发生问题的”｡
　　“l977年我上大学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还不到1,1997年扩招前不到l0名,那算是精英教育｡一旦突破15后,高等教育质量就会出现问题,这也是在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后都会面临的实际矛盾｡”劳凯声指出,数字的增加必然带来功能上的某种变化,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通过什么途径,如何调整自己的功能和模式,还没有探索成熟｡
　　据他介绍,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21,美国为70左右,韩国､新加坡则在40名~50左右｡相形之下,我国人才的培养力度还远不能满足经济迅猛发展的需求｡
　　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杨东平评价说,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,基础教育无法完善个人素质,教育本身价值就是扭曲的,而高等教育领域质量滑坡,很多学生在走向社会前没有真正学到东西｡“教育本来是个跳板,考上好的大学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将来过得好一点,可要说大学真的能学到什么,那也未必,尤其是文科｡但是这个投入肯定是要花费的,因为在成长的阶段,除了‘学习’这个跳板,我们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,整个社会形势是对学历的依赖性太大了｡”教育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已变为购买教育服务,但我国教学价值体制单一化,在教育消费市场上自主选择性太少｡而文凭不管含金量多少,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上｡■
　　(高晓辉荐自《党员文摘》)
　　《今日文摘》2009年第1期